下去，“我工资比你高一点，一个月七百块，可我爹得了重病，常年吃药，每个月都要寄五百块回家，剩下的两百块，勉强够我吃饭、交房租，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办暂住证？”
我看着他落寞的样子，心里也不好受，拍了拍他的肩膀，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知道他的难处，他和1990年那些办不起暂住证的打工人一样，每天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下班就躲在出租屋里，不敢出门，就连买包烟，都要趁天黑，像做贼一样，生怕被联防队查到。他心里的恐惧与不甘，我比谁都懂，可我也帮不了他，我们都是底层挣扎的打工人，自身都难保，又能给彼此多少帮助呢？
沉默了许久，阿强抬起头，眼神里带着一丝渺茫的期盼，轻声说：“等这个月发工资，我也去办一张，哪怕紧巴一点，少吃几顿饱饭，也不想再这样担惊受怕了。我想安安稳稳地打工，安安稳稳地给我爹寄药钱。”
我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心里却清楚，他大概率是办不成的。家里的重担像一座大山，压得他喘不过气，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两百块钱，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奢侈了。我不敢戳破他的期盼，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他能如愿，希望我们这些南下的打工人，能少一点艰辛，多一点安稳。
可现实终究是残酷的，他一直没有办下暂住证。后来，我听说他因为没有暂住证，被联防队查到，罚了三百块钱，那是他攒了好久，准备给父亲买进口药的钱。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蹲在出租屋的墙角，双手抱着头，肩膀不住地颤抖，声音沙哑地说：“三百块……我爹的药又要断了……”那一刻，我看着他，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却什么也做不了，只能陪着他沉默。
再后来，他就辞了工，回了老家，走的那天，天还没亮，他只给我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建军，我走了，广东太大，太苦，我扛不住了，祝我好运，也祝你能在这儿，混出个人样来。”我拿着纸条，站在出租屋的门口，看着远方灰蒙蒙的天空，心里满是唏嘘与无奈——我们都是追逐希望的人，可有些希望，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残酷。
而那张粉红色的暂住证，我一直揣在身上，陪着我在广东打拼，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变迁，也见证着我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更见证着90年代南下打工人的挣扎与坚守。它不仅是一张凭证，更是我心底的一份执念，一份对安稳生活的渴望，一份不向命运低头的倔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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