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签纸上的铅笔字在晨光里泛着灰白色的痕迹，笔画边缘有些毛糙，像是写完之后又被反复擦拭过。我把纸举到眼前，从不同角度看了三遍，确认自己没有读错任何一个字。
“画师的第三个人，不是女人，是方远自己。”
这句话的结构很怪。它不像是一句完整的陈述，更像是一句话的上半截——有人在写下这句话之后，被什么事情打断了，没有来得及写下后半句。或者，写这句话的人，自己也没想明白后半句应该是什么。
我把便签纸折好，放进冲锋衣内侧口袋，和备份文件原来的位置放在一起。纸片贴着胸口，能感觉到纸张边缘的硬度，像一根细钢丝压在皮肤上。
方远见的第三个人，是他自己。
不是字面上的“他自己”，是另一个方远——某种以“方远”的名义存在的东西，某种让画师阵营内部的人误以为“方远和自己是同一阵营”的信号。一种伪装，一种反向渗透。
这就是画师最终还是决定除掉方远的原因——不是因为方远拿到了名单，而是因为画师发现自己被方远骗了。那个开奔驰的女人去找方远，传递的不是威胁或信号，而是画师阵营的内部接洽邀请。他们以为方远是“自己人”。方远利用了这一点，拿到了名单，然后准备把它交出去。
第三个人不是某个人，是方远扮演的那个人。
我把思路理顺之后，重新启动引擎，挂挡驶出小区。便签纸的信息改变了一切——老周烧掉的那些文件里，很可能包含画师阵营和方远之间的某次通讯记录，或者方远留下的关于这次渗透行动的笔记。老周必须烧掉它们，因为如果画师的人找到这间地下室，那些文件会成为指向老周的直接证据。
但老周为什么要把警服夹克和这张便签纸留在垃圾堆里？他是故意的。他在离开前，用这种方式留下了一个信息，一个只有能看懂这句话的人才会抓住的信息。他在等我来，但他不能直接等我，只能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他走了，但方向已经指明了。
我踩下油门，捷达车在清晨空荡的街道上加速驶过两个街区。我掏出手机，拨出了苏晚晴的号码。响了两声，接通了。
“你画的那张表，我看了。”我说，“陈建明的表。”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秒：“你怎么确定是陈建明的表？”
“我父亲的老照片里有一模一样的款式。”我说，“而且，那个开奔驰的女人不是方远的第三个人。第三个人是方远自己扮演的某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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