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零三分。我站在铁匠弄24号门口，手机屏幕的亮光在暗巷里照出一小片惨白色的地面。赵刚挂断电话前最后那句话像一根烧红的铁丝，烙在我脑子里——“他辞职那天，从他办公桌里拿走了一样东西，不是文件。是一根录音笔。”
铁匠弄的巷子里空无一人，路灯已经熄灭了大半，只剩下巷口那一盏还在亮着，在地面上投下一圈昏黄色的光晕。我把手机塞回口袋，没有急着走。我站在24号门口，看着那扇墨绿色的铁皮门，在凌晨的暗光里，它像一块竖立在地面上的墓碑。
周志强烧了文件，丢了夹克，消失了。他带着一根录音笔跑了。这根录音笔里存着的，很可能是方远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次口述记录——方远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自己会死，所以他录下了所有不能说出口的话，交给了技术科里唯一能信任的人。
我转身走出巷子，回到捷达车上，发动引擎，却没有挂挡。我坐在驾驶座上，双手握着方向盘，看着挡风玻璃外那片已经开始泛白的天空，让自己的大脑在高速运转中短暂地冷却下来。
周志强会去哪里？
他不是逃跑。一个真正想逃跑的人，不会在离开之前烧掉文件、丢下夹克、故意留下一句暗语。他是在清理自己的痕迹，同时给我留下指向下一条线索的路标。他不是在跑，他是在往前走。走到一个能够把录音笔交出去的地方。
我闭上眼，在脑海里重建周志强的人物画像——前技术科警察，因调查沈卫国案被调离，辞职后做了方远的线人，守着一间地下室，等了三年，备份被人取走后立刻烧文件消失。他在方远死后没有第一时间拿出录音笔，而是等了三年。这说明录音笔不是随时都能用的证据，它需要一个特定的时机，一个特定的接收者。
而我就是那个接收者。
因为要走完四条线索链的人才能拿到备份，才能看到那行“画师来看过稿”的铅笔字，才能顺着暗语找到铁匠弄，才能在地下室里发现那张集体照，才能意识到老周不是普通的线人——他是方远留在技术科的最后一颗钉子。
我睁开眼，挂挡，踩下油门。捷达车驶出巷子，汇入凌晨空旷的街道。
我没有开向城西，也没有去市局。我开向了一个我之前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周志强的老家。赵刚在挂断电话之前，用极快的语速报了一个地址给我：“他老婆还在城东老房子住，你去那儿，也许能找到他。”
三十分钟后，我把车停在城东一片老旧的小区门口。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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