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能够同时覆盖前方道路和两侧后视镜的角度。出租车行驶了大约十分钟，在一个红绿灯路口停下来时，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台随身听，按下播放键，再次听了方远的遗言。
“……画师本人，是写下这份名单的人。”
磁带里的声音在耳机里响起，隔着七年的时光，依然清晰而沉稳。我听着方远的呼吸声，听着他那句“有人来了”之后的空白噪音，听着磁带戛然而止之前的最后半秒录音里那个极轻的声响——“咔”。不是“有人来了”的推门声，是录音键被按下的声音。方远在录音的最后时刻，又按下了一次录音键。他没有停止录音，他只是暂停了。他希望听到这段录音的人知道——他没有说完，还有话被录在了别的地方。
我关掉随身听，拔出耳机，目光落在前方道路尽头的客运站招牌上。方远的遗言不是完整的。他在死之前录了不止一段话，另一段话，被藏在了别处。我握着随身听，指尖在磁带仓的边沿上摩挲了一下。周志强知道第二段录音的存在，但他没有把它和第一段放在一起。他把它放在了别的地方——一个只有走完所有线索链、听完第一段录音、并且意识到录音不完整的人，才会去寻找的地方。
出租车在客运站门口停下来。我付了车费，下车，但没有走进客运站。我站在客运站门口的台阶上，从口袋里掏出那枚手铐钥匙，举到眼前，透过钥匙齿间的缝隙看天空。阳光穿过云层和钥匙齿孔，在地面上投下一个小小的光点。手铐钥匙不只是用来打开手铐的，它也是一枚钥匙——另一段录音的存放处的钥匙。周志强被带走之前，把钥匙塞进了门槛缝里。那把钥匙能打开的不是手铐，是一扇通往第二段录音的门。
我把钥匙收进口袋，转身走进客运站，在售票窗口买了一张去隔壁城市的车票，检票上车，在后排靠窗的位置坐下来。大巴启动时，我靠在座椅上，闭上眼。车窗外，城区的建筑物逐渐变得稀疏，田野和低矮的厂房开始出现在视野里。我闭着眼，在脑海里构建出一个坐标图——铁匠弄、印刷厂、岱宗路五金店、家属院——把这四个点连起来，在地图上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在这个四边形的几何中心附近，有一个地方，是我还没去过的——老周在技术科时期的第一个搭档的住处。那个人叫魏东来，十年前从技术科调离后，去了城郊一家工厂做保安，再也没有回过市区。如果第二段录音还存在，老周最有可能把它交给的人，就是魏东来——一个已经脱离了系统、不再被任何人关注、却值得信任的老同事。
大巴行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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