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主义投机，看看谁跑得更快、赚得更多！”
她的信中洋溢着对轻易致富时代的陶醉，全然未觉察在美国股市越来越膨胀的泡沫。
与股市泡沫并行不悖的，是建立在庞大私人债务基础上的消费繁荣。
为了消化因失去欧洲市场而过剩的工业产能，美国社会开启了一场鼓励全民借贷消费的宏大实验。
1927年，美国消费信贷总额高达75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5%。
底特律的汽车工人约瑟夫·科瓦尔斯基一家，是这种负债式生活方式的缩影。
约瑟夫年收入约1800美元，却通过分期付款，拥有了一套郊区住宅（抵押贷款4500美元）、一辆汽车（欠款600美元）、一台收音机和一台新式电冰箱（欠款350美元）。
每月需要偿还的债务本息占去了他收入的近一半。
在一次工会小组的非正式谈话中，他对代表说：
“工厂里已经在传闻要裁减装配线的人手。万一我被裁了，下个月的账单我一张都付不起。你知道吗？我听说在德国，他们有法律，工厂不能随便解雇工人……”
工会代表慌忙打断他，紧张地环顾四周：
“约瑟夫，闭嘴！这种话不能乱说！你想被当成赤色分子，害得我们所有人都被调查吗？”
商业广告敏锐地捕捉并强化了这种社会心态，将其上升为意识形态对抗。
广告词不再仅仅描述产品功能，更开始贩卖一种与红色模式相对立的美国生活方式。
通用电气的广告宣称：“真正的自由是什么？是你可以自由选择任何牌子的电灯、烤箱或冰箱，而不是等待国家配给你唯一的选择！”
可口可乐的海报上，永远是阳光明媚的草坪、笑容灿烂的白人核心家庭，配以醒目的标语：“这就是美国式的幸福。”
消费选择权，被巧妙地等同于政治自由。
社会评论家辛克莱·刘易斯就讽刺道：
“如果我们的自由最后只剩下在二十种不同品牌的牙膏或者汽水之间做选择，那这种自由未免也太廉价、太可悲了。”
在实体经济领域，来自红德的压力催生了一种“防御性创新”模式。
军事领域首当其冲。陆军参谋长在1926年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中警告：
“可靠情报显示，德国陆军正在进行的合成兵种战术演练，其复杂性和装甲部队的机动能力已超越我军现有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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