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木第一次对外面的世界有概念，是那年冬天。
那天傍晚他蹲在灶台边帮母亲往灶膛里添柴，听见院门外面传来一阵陌生的脚步声，然后是哥哥的声音——是大哥大郎，他穿着大木没见过的深绿色军装，肩上挂着背包，腰带上别着一个他认不出用途的皮盒子。
大哥进门之后把背包放在地上，蹲下来摸了摸大木的脑袋，但大木一点也不介意，因为他看见大哥的手腕上戴着一块银光闪闪的表。
那天晚上家里吃的是白米饭。
大木已经快记不清上次吃纯白米饭是什么时候了，家里的米缸常年只有半截，掺着红薯干和小米一起煮，粥面泛着那种掺了杂粮的淡褐色。
那天晚上的米饭装在碗里是纯粹的白，表面冒着腾腾的热气，每一粒米都饱满地胀开了，在油灯光下泛着一种让他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的光泽。
大哥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纸包打开来，里面是一块干硬的、被挤压得变了形的柿饼，分成了三份，母亲一份，二哥一份，大木自己的那一份他攥在手里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始吃，柿饼表面的糖霜在舌尖上化开的时候，他觉得那是世上最甜的东西了。
大哥在家里待了三天。
三天里他讲了很多事，讲朝鲜那边的房子比村里的矮一些，但屋顶铺的是瓦不是草；
讲他们驻扎的镇子上有一条开满了店铺的街，里面有卖糖、卖布、卖各种大木只在梦里见过的东西；
讲和他们住在同一片营区附近的当地人虽然穿的比家里差，但对他们这些日本兵很恭敬，见了面就会弯腰。
大哥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讲一些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大木听得入了迷，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进了他的脑子里，钉得牢牢的。
大哥走的时候留了二十块钱在母亲手里。
母亲攥着那几张钞票在灯下数了两遍，然后把它们收好了。
大木蹲在旁边看着母亲看着，那时的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他要快点长大，长到可以当兵的年纪，然后也去朝鲜，也赚二十块钱寄回来，也戴一块银光闪闪的表，也带柿饼回家。
往后几年，那个念头就渐渐地在他心里扎了根。
大哥的来信断断续续地来了两年。
信封上的字不多，每次都是一张对折的信纸写满大半页，内容大同小异：
身体好，吃得好，钱够用，不用挂念，让他和二哥好好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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