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太华的六月从来不算温暖，但一九三七年这个夏天，总理官邸壁炉里的火是从早烧到晚的。
外面阴雨连绵，从圣劳伦斯河上吹来的风带着潮腥气，钻进每一道窗缝，走廊尽头的留声机放着一首战前流行的苏格兰民谣，但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几乎只有唱针摩擦胶盘的沙沙声，像是谁忘了关，又像是刻意留着给自己听个响。
斯坦利·鲍德温坐在办公桌后面，他面前的电报刚刚译完，墨水还没干透。
他今年七十九岁了，头发雪白，那双曾经在议会讲台上挥斥方遒的手，现在端着茶杯要轻轻扶住杯底才能不洒出来。
那年他带着英国残存的政府机构仓皇渡过大西洋的时候，他告诉自己这只是战略转移，伦敦终究还是有希望可以打回来的。
后来一九三六年四月红军在伯明翰彻底肃清了最后的保皇党武装，他在收音机里听到BBC——不，是那个叛变的、被红色分子控制的BBC——播报"英国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的消息，他把收音机从窗口扔了出去，碎片落在渥太华总督府的草坪上，扫地的园丁看都没看一眼。
从那以后，帝国就只剩下这些了：
加拿大广袤却荒凉的土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自治领名义上还挂着他的旗，印度早已在混乱中宣布独立，南非的布尔人政府把英国总督礼送出境的时候还客客气气地鞠了个躬。
鲍德温在心里把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清楚楚，但对着内阁大臣们，他只能说"我们还在，自由世界的火种就在"。
他把电报推到桌子中央，动作慢得像是在搬一块石头。
对面坐着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和国防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
艾登四十七岁，是内阁里最年轻的，他就读伊顿公学时的照片——金发、意气风发——现在还挂在走廊里，与眼前这个坐在椅子上一口接一口抽烟的消瘦中年人判若两人。
布鲁克坐在更远的角落，军装笔挺，领口的纽扣系到最上面一颗，面前摆着一张北美地图。
"消息确认了。"
鲍德温的声音干哑，
"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三小时。
德国人用了三小时。
杜布瓦那个临时政府，一共两千三百人驻防，从第一轮轰炸到通电投降，三个小时。"
艾登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那里已经堆了十几个烟蒂。
"隆美尔。"他说，
"冰岛那个隆美尔。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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