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庭院中穿堂而过，带着菩提树叶子的沙沙声和远处某个实验室通风系统运转的低沉嗡鸣。
大厅内摆着一圈深色木面的会议桌，桌面上散落着打开的笔记本和摊到一半的期刊，铅笔和水杯混杂放置，没有固定的位置。
靠墙的架子上搁着几块黑板上写满了公式，墨绿色的板面被擦了又写、写了又擦，层层叠加的粉笔痕迹在斜射的光线下显示出深浅不一的灰白色纹路。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坐在靠窗一侧的椅子上，面前摊着一本写满了演算的活页夹。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浅灰色亚麻衬衫，领口的纽扣敞着两粒，没有打领带，脚上一双凉拖的后跟悬在椅子横梁外面。
全白的卷发在午后的光线下像一团被太阳照亮的蒲公英。
他的手指捏着一支削得不太规整的铅笔，在纸页边缘的空白处写了几行又划掉，然后抬起头来，目光透过老花镜的上缘扫了一圈在座的其他几个人。
坐在他对面的是苏联来的列夫·朗道，今年二十九岁，面孔年轻而锐利，说话快，写字更快，已经在那本红色硬皮笔记本上写满了将近二十页的推演。
朗道旁边是法国的保罗·狄拉克，衣冠齐整但翻领内侧别着的钢笔帽上沾了一小块没擦干净的蓝色墨水。
再过去是英国的保罗·狄拉克，约翰·贝尔和几位更年轻的博士后研究员分别来自不同的国家，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各自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偶尔有人抬头看一眼黑板上某行被圈起来的公式，然后低下头继续写。
大厅里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议题是关于量子电动力学的重整化问题——如何用数学方法消除无穷大在理论预言中产生的偏差——这个课题在一九三五年的时候还是一个分散在欧洲各国实验室角落里的碎片，现在它已经被搬到了柏林达勒姆区这间朝南的大厅里，被来自六个国家的研究者用四种不同的语言同时讨论着。
"我们需要一个更严格的框架，"
朗道说，
"现有的微扰方法在二阶以上的修正项里就会发散。
这不是计算问题，这是形式体系本身的缺陷。继续用旧的办法补漏洞，你每补一个就会出现两个新的。我们需要一个……一个能从头开始的思路。"
狄拉克把笔放下，双手交叠搁在桌面上，说：
"从原则上我是同意的。但你说从头开始——那意味着我们必须对场的定义本身做出调整。现有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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