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妇人站出来，指着山崎的大儿子说：
“我丈夫被征去给他家运输队扛包，每天扛两百斤，饭都不给吃饱。
后来病倒了，他们把他扔在路边，是我自己背回来的。
没两天就死了！”
一个接一个。
那些沉默了太久的话从嘴里涌出来，拦都拦不住。
每一个字都带着积了几年、十几年的怨恨。
田中芳子站在人群中，听着那些声音，觉得自己胸口有什么东西在松动——像一块石头压了太久，终于开始被撬动了。
她想起大儿子被征走那天，山崎站在村公所门口，拿着一本名册，一个一个地点名。
点到她儿子名字的时候，她跑上去拉住儿子的袖子，山崎看了她一眼，说了一句话——“为天皇尽忠，是你的光荣。”
她当时没有说话。
她松开儿子的袖子，看着他上了卡车，车开远了。
她站在路中间，直到看不见车尾灯才回家。
那天晚上她没哭，一滴眼泪都没掉。她只是把儿子的衣服叠好，收进柜子里，然后照常做饭、吃饭、睡觉。之后的两年，她都是这么过的。
不哭，不想，不提。
现在，站在广场上，听着那些跟她一样的人一个一个喊出憋了几年的话，她的喉咙动了。
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她又试了一次，这一次嗓子眼里挤出了一个字——“我。”
周围的人转头看她。中村也看到了她，朝她点了点头。
田中芳子从人群里走出来，步子很慢，膝盖还是咔嗒响。
她走到桌子前面，看了山崎三郎一眼。山崎的目光躲开了她，看向别处。
她站定，深吸一口气，说：
“我儿子，田中勇，昭和十一年被征走。
我交了缓征费，山崎说名额满了，不退钱，把人征走了。
去年收到通知，说死在华北。
连骨头都没送回来，就一个木盒子，里面是都是尘土。”
她说完，退后一步。
没有哭，也没有骂。
只是把该说的话说完了。
中村在桌上翻开一个本子，记了一笔。然后他抬起头，对着广场上的人说：
“都记下了。
山崎三郎和井上巡查，证据确凿，自治委员会宣布将他们拘押，等待联军军事法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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