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门口。
女儿已经睡了,铺盖下面露出半张脸,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
春子站了一会儿,把门轻轻带上。
她回到厨房,在灶台前坐下来。
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只剩一点余温。
她把双手搁在膝盖上,看着窗外。
夜色很深,远处的东京方向有一片暗红色的光,不知道是火光还是什么。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那个在田埂上跟老农说话的灰军装士兵,他说话的时候手指头在泥地上画东西。
那个动作,她觉得很熟。后来她想起来了——她丈夫以前教女儿写字的时候,也是那样的,用手指头在地上画。
她把头靠在灶台边沿上,闭上眼。
手榴弹已经埋了。
她不知道明天会怎样,但她至少知道一件事——那颗东西不会再响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东京。
陆军参谋本部。
=日本政府一直在打一副算盘。这副算盘从十二月二十三日“玉碎令”下达之后就开始拨动——用平民的血肉筑起防线,用每一个村庄、每一条街道、每一座城市的抵抗来拉高联军的伤亡数字。
数字堆到足够高的时候,韦格纳就会在柏林坐不住。
柏林的母亲们会问,为什么我们的孩子要死在日本的农田和街巷里?
德国的报纸会问,这场战争还要付出多少代价?
到那时候,联军内部就会分裂,就会有人提出“停火谈判”。
这是日本政府最后的指望。
这副算盘在最初几天确实拨出了一些响声。
埼玉县的伏击让联军一天之内伤亡近百人。
千叶县的两个村子在联军进村时突然从民居里涌出上百名手持手榴弹的义勇队员,造成了一个排近半伤亡。
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联军在东线推进的速度从每天二十公里下降到每天不到十公里。
东条英机在参谋本部的会议上把这几天的战报摊在桌上,说了一句话:
“他们开始慢了。”
但从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始,响声不对了。
联军并没有因为伤亡而停步。
他们在埼玉前线调整了战术——不再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推进,改为以营团为单位集中突击。
每个突击集群配备坦克、装甲车和自行火炮,先用火力覆盖可疑区域,再由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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