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亡的统计，你看了没有？”
库兹涅佐夫忽然问了一句。
魏斯说：
“看了。那边七千五百人，你们苏联方面呢？”
“阵亡一千二百余人，重伤九百余人，轻伤两千出头。加起来四千多。”
库兹涅佐夫把烟重新叼在嘴里，声音含含糊糊的，
“我们的海军步兵在广岛和吴港打得凶。
吴港那一仗，陆战旅的一个营被压在码头上打了六个小时，最后是伞兵从侧后落下去解的围。
那个营打到最后只剩八十多个人，营长阵亡，教导员重伤。”
魏斯没有说话。
他想起德国伞兵第二师在东京南郊空降时的损失——三个营投下去，收拢的时候少了将近四百人。
有的挂在树上被日军地面火力打死了，有的落进了运河里淹死了，有的落进了日军的阵地里，落地就被围了，拉响手榴弹同归于尽。
那些人的名字他到现在还没全部看完，名单仿佛真的是太长了。
库兹涅佐夫把烟抽完了，烟蒂收进大衣口袋。
他把两只手揣进袖筒里，缩了缩脖子，看着魏斯说：
“魏斯同志，我跟你交个底。
我打了一辈子仗。
每一次打到这一步，我心里都清楚一件事——最后一仗永远是最难打的。
不是因为敌人最强，是因为所有人都想活着看到结束。
你想活着回去，你的兵也想活着回去。
这种念头一旦冒出来，部队就不一样了。”
魏斯看着他，点了点头。
“所以围三阙一也是给我们的兵一个心理出口。
让他们知道，这不是赶尽杀绝的仗。
我们给日本人留了活路，也给自己留了活路。
打到东京城下，如果有人想投降，我们接受。
如果有人想跑，我们放平民走。
最后跟我们面对面打的，只剩下那些真正死硬到底的人。
打完了，仗就结束了。”
库兹涅佐夫伸出右手，掌心摊开，朝魏斯的方向伸过去。
魏斯握住了他的手。两人的手都凉，风把手指头吹得发僵，但握得很实。
库兹涅佐夫说了一句：
“打完东京，我们一起回柏林喝一杯。”
魏斯把他的手松开，点了一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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