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着，有人蹲着，有人靠在墙上。那面旗还挂在石壁上，褪色的红布上用木炭写的“赤星”两个字已经模糊了。陈望说该重新写一遍，沈安澜说不用。模糊就模糊。模糊了还能认出来，才是真的。
“今天不讲大道理。”沈安澜站在石台旁边，没有拿木炭，没有拿竹片，没有拿任何东西。她的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张开，像一双正要握住什么东西的手。“今天说说我们做了什么，还要做什么。”
她顿了顿，目光从那四十多张脸上扫过。老赵，阿朗，石根生，石头，石柱，小梅，还有那些她记不住名字的、面孔模糊的、在矿场里被碾碎了又碾碎的人。
“三年。从七个人到三百二十六个人。从一间工棚到三个区。从识字到组织。从害怕到不怕。你们做了很多。不是我做的，是你们做的。我只是站在这里说话，你们在矿道里、在工棚里、在监工的鞭子底下，做了那些我做不到的事。”
老赵的眼眶又红了。他吸了吸鼻子，没让眼泪掉下来。“你教我们的。”
“我教你们识字，教你们算术，教你们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但站起来这件事，我没法教。站起来是你们自己决定的。你们决定不再跪着。你们决定站着活。你们决定把旁边的人也拉起来。这是你们自己选的，不是任何人教的。”
阿朗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三年前只会修矿车、修油灯、修抽水机。现在那双手会写自己的名字，会写“阿朗”，会写“赤星同盟”，会写“站起来”。那双手还学会了握拳头。不是打架的握拳头，是表明立场的握拳头。是不再低头的握拳头。
“我们还要做什么？”沈安澜的声音在岩洞里回荡，不高，不低，不疾，不徐，像一条在地下流了千年的暗河，你看不到它，但你知道它在那里，它在流。“还要做更多。不是我要你们做，是你们自己要做的。你们已经被剥削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你们还要被剥削多久？一辈子？你们的孩子还要被剥削多久？他们的一辈子？你们死了以后，你们的孙子还要被剥削多久？他们的一辈子？什么时候是个头？”
没有人回答。不是不知道答案，是不敢说。因为说出来，就是承诺。承诺了，就要做到。做不到，就是骗人。骗别人可以，骗自己不行。他们已经骗了自己太久了。“明天会好的”“下个月会好的”“明年会好的”。骗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没有好。不会自己好。
“你们知道领主最怕什么吗？”沈安澜换了个问题。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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