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分配模式发生了转变的迹象——他们的感知系统似乎能够接收和处理比以往更庞杂、更细微的环境信息流，但这同时也导致他们的认知资源更难被舱室内那个单一的、固定的视觉信号源完全占据和牵引。
他们
“看到”或
“感知到”的东西在无形中增多了，但这种拓宽的感知维度，并未带来决策效率的提升，反而使得他们对当下环境中出现的有限选项，做出迅速、明确回应的过程，变得比以往更加迟疑和缓慢。
针对他们的基因层面调整工程从未真正停止，但每一次调整注入后，等待其产生可观测、可评估反馈的周期，却被拉得异常漫长。
医疗组遵循着严格的监测规程，每三天进行一次全面的数据采集，记录项目包括静态体态参数、对标准听觉与视觉刺激的反应时间，以及夜间深度静息状态下的脑电波图谱。
采集完成后，他们需要花费几乎同等长的时间，将新数据与上一轮、乃至更早的历史数据进行逐项比对与分析。
在这种持续而枯燥的对照中，他们确实捕捉到了一些细微的变化轨迹：例如，一名铁卫在连续数次听到同一段简短指令短语后，其肌肉做出预备动作的延迟时间，比调整前缩短了几乎难以察觉的几毫秒；另一名铁卫在训练场进行移动靶标识别测试时，其头部转向正确目标方向的起始时刻，比以往记录要更早一些，中间用于确认的停顿间隙也略有缩短。
然而，所有这些细微的
“改善”迹象，并未在所有个体身上同步显现，也未能汇聚成一条清晰、统一的上升趋势线。
有些个体的部分数据指标呈现出积极的走向，有些则维持在原有的基线水平波动，还有一些甚至出现了方向不明的微弱起伏，无法明确判定是进步、退步还是随机的噪声。
医疗组的负责人在某次周期总结报告的末尾写道：“个体间的差异性与响应特异性依然非常显著。目前积累的观测数据，无论在数量上还是维度上，都不足以支撑任何关于群体性改良效果的确定性结论。必须进一步延长观察与数据积累的周期，在维持现有基础训练强度不变的前提下，同步考虑对指令结构与信息呈现方式进行渐进式优化，以期提升铁卫个体对非标准化、非预期输入信号进行解析与响应的一致性。”沈安澜在一次巡舰途中，于医疗舱区外的环形走廊上短暂驻足。
她透过观察窗那厚重的复合玻璃，向舱室内望去。铁卫们依旧坐在各自的位置上，垫子整齐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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