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否认剧本问题，反而承认平台数据部门参与过结构调整。
“原版太慢，前六集只有一个案子。现在每集至少两个有效悬念，用户流失率肯定更低。”
沈砚问：“孪生、整容、催眠，最后怎么收？”
“结局会解释是犯罪集团的认知实验。”
“实验为什么需要伪造十五年前的户籍？”
制片人翻了两页，没有找到答案。
他索性笑了：“观众不会逐条做审计。现在大家看剧都倍速，情绪到了就行。”
“那为什么找我？”
“因为你能让人相信。”
会议室安静了一瞬。
这句话比“非你不可”诚实得多。
项目不缺会砸桌子的演员，缺的是一个刚靠作品翻身、被观众认为不会接烂戏的人。沈砚的信用，可以替前八集的漏洞争取一次点开，也可以替荒唐反转多换十分钟耐心。
制片人把报价推高到七千二百万。
条件也放宽：沈砚可以参与修改，编剧组驻场配合；联合监制署名可改成艺术顾问；不满意的台词允许现场调整。
“整部重写呢？”沈砚问。
“项目三个月后开机，平台排期已经定了。”
“那不是让我改剧本，是让我修台词。”
对方提醒他，项目已经投入近亿元。若因剧本不够完美就停，数百人的工作都会受影响。
沈砚没有替这笔投入负责。
项目在他看到剧本前就完成立项、招商和排期。那些决定不由他作出，也不能在需要一张可信的脸时，突然变成他的道德债务。
他只问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挂监制，不承诺深度创作，只按演员合同履约，报价多少？”
制片人第一次没有立刻回答。
半分钟后，他给出一千八百万元。
相差五千四百万。
差价不是演技，也不是档期。
是沈砚这些年好不容易挣回来的判断力。
他把剧本合上：“不接。”
制片人问他是否愿意只做演员，不挂任何创作署名。
沈砚仍然摇头。去掉署名只能解决谁替质量背书，不能解决角色本身没有行动逻辑。演员当然可以接普通甚至平庸的商业项目，可这份剧本要求他用二十四集去相信一个随时被作者改写记忆的人。片酬降到一千八百万，问题也不会因此少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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