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的春天来的时候，大队的喇叭还没响。
村子的日子跟往年一样——种麦、锄草、浇地、收麦。工分本上的数字一年一年记，纸边都卷了，但没什么人翻它——记多少分换多少粮，换不了别的。
建国爹在春耕的时候崴了脚。不严重，歇了两天又下了地。他家的地在村东头最边上，不大，从地这头走到那头用不了半袋烟。地边上长了一片野蒿子，他拔了又长，拔了又长。建国娘说那蒿子根深，得挖。建国爹没挖——他蹲在地头说，土底下的事，挖了也不一定挖干净。
建国能说话了，话不多，跟他爹一个脾性。他蹲在自家门口拿草棍在泥地上画道道，画一道、再画一道、再画一道。建国娘从灶房出来，看了一眼那些道道，没看明白，进去了。
夏天热得早。
六月里的日头毒，晒得村路上裂了口子。生产队的大青骡子热得不干活，赶大车的老王头骂了两句，骡子甩了甩尾巴。王家的老二——就是那个记工员——蹲在队部门口的树荫底下，手里捏着半截铅笔。工分本摊在膝盖上，他看了一遍又一遍，末了说了一句：“改算法了。“
旁边的人问改啥了。
“以前一天记八个的，现在记十个。以前记十个的，现在记十二个。“
“那不一样吗。反正还是工分。“
“不一样。“王家老二把铅笔夹在耳朵上，“十个比八个多。“
没人再接话。工分多了意味着什么——粮食还是那些粮食，但纸上的数字先变了。这变的是好事还是坏事，没人敢说。
立秋那天下了雨。
不大，淅淅沥沥下了半天。村口的泥路泡软了，人走过去脚底下带一坨泥，走到哪儿带到哪儿。海龙爹从地里回来，鞋上的泥在门槛上磕了半天，磕不干净。
海龙蹲在院里玩水，两只手拍地上的水坑，拍得水花四溅。他三岁了，比他爹小时候爱动。海龙娘在灶房里探出头喊了一声“别拍了，裤子湿了“，又把头缩回去了。她在灶台上把那包白糖的报纸重新包了一道——报纸旧了，包了两年了，有些地方破了，她补了一块不知道从哪儿撕下来的烟纸。
海龙爹脱下鞋晾在门槛上，光着一只脚蹲下来点了一根烟。
“表弟今年秋天回来不。“
海龙娘没回头。
“谁知道。“她把白糖罐放回灶台高处，“他两年没回了。“
院里静了一小会儿。雨停了。海龙把手从水坑里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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