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元旦，建国在县城的办公室里用手机发了两条短信。他从电话簿里翻出两个名字——王威、海龙——按顺序各打了一条，内容一样：“新年好。“发完以后他把手机放在桌上。过了一会儿——大概是几分钟——手机震了一下，王威回了一个字：“好。“又过了一会儿，手机震了第二下，海龙回了一句：“明年有空来省城喝酒。“建国看完两条回复以后把手机放回了口袋里。他和这两个人一年通不了几次电话——但每次联系都不需要铺垫，不需要说“好久不见“。
清明节建国带着林慧和女儿回了一趟村。结婚以后他一直没有带妻女回去过——不是不想，是每次都觉得“下次吧“。但去年金融危机的冬天让他想了一些事，其中一件就是：下次是什么时候。班车在村口停的时候，闺女——三岁了——被林慧抱着从车上下来。她第一次看到老槐树。她指着那棵树问她妈“这是什么树“——林慧说“老槐树“——闺女又说“老槐树是什么树“——没有人回答她，因为回答不清楚。建国从林慧手里接过女儿，抱着她走到老槐树前面。他没有说话。他把女儿举起来了一下——让她能摸到树皮的高度。闺女伸出手在那道深色的、裂开的树皮上碰了一下，然后缩了回来——树皮比她想象的要糙。建国把女儿放下来，没有讲自己和这棵树的故事。他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三岁的孩子讲清楚这件事——关于一九七九年夏天那包炒花生、关于那三条刻痕、关于他坐在树根下那三年又三年又三年的傍晚。他抱着女儿进了村。他娘站在院门口——听说他要回来，提前在小院里扫了一遍。她看到建国抱着孩子走过来的时候在围裙上擦了一下手——并没有马上迎上来。她站在原地看着那个小女孩——她只在照片上见过的她的孙女——看了一会儿，然后才弯下腰，对着那个躲在爸爸肩膀后面的小脸说了一句：“来，奶奶抱。“
夏天海龙买了一部智能手机。不是最新款——店员推荐了一款性价比不错的，触屏的，屏幕比他的旧手机大了三倍。他在柜台前面试用了一下——用手指在屏幕上滑了一下，页面跟着动了。他又滑了一下——又动了。他把手机翻过来看了看背面——黑色的塑料壳，上面有一个摄像头的孔。他买下来了。回到店里以后他坐在工具箱旁边，把手机从盒子里拿出来，撕掉屏幕上的塑料保护膜。他不太会用——打电话的功能他找到了，但其他功能图标他需要一个个点开试。他花了大概一个下午的时间，坐在工具箱旁边，把手机里的功能大概都点了一遍。其中一个是浏览器——他打开以后屏幕上方出现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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