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日子像一潭死水,表面平静,底下却暗流涌动。
富景会所的生意依旧红火,每晚灯红酒绿,醉生梦死。
我像个熟练工,在会所和金星宾馆之间来回穿梭,帮客人开房,收小费,偶尔帮着阿雅姐带女孩子进包间。
场子里的姐妹们看我的眼神多了几分异样。
自从那晚我为7号出头后,她们对我似乎亲近了些,但这种亲近里又带着小心翼翼的打量。
7号见到我时总会多看一眼,那眼神里有感激,还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但我都刻意避开了——在这个地方,任何一点额外的牵扯都可能成为负担。
卢文婧倒是很守承诺,在场子里见到我,会像对其他领班一样,客气地打个招呼:“王领班。”
只是那声称呼里,总带着只有我们俩才懂的微妙。偶尔在走廊擦肩而过时,她会飞快地看我一眼,那眼神像是在确认什么。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麻木而规律。
只有在深夜回到太平的阳光花园,看着阳台上芸姐晾着的衣服还没收,主卧里她的东西还保持着原样,心里才会泛起一丝钝痛。
……
一个周五的下午,我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突然想起了芸姐停在小区对面修车店的那辆捷达。
心里那点儿不切实际的幻想又开始作祟——万一呢?万一事情有转机呢?
于是,我疯了一样在她的主卧里翻找,抽屉、衣柜、床头柜……试图找到那张修车的单据。
我想帮她把车取回来,好像只要车还在,她就总有一天会回来开走它。
可结果,衣服散落一地,化妆品滚得到处都是,我像个入室行窃的贼,在自己的住处翻箱倒柜,几乎翻遍了所有角落,那张薄薄的单据就像芸姐本人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
最终,我只能无力地坐在地上,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承认自己的徒劳。
没有单据,我不是车主,我什么也做不了。
这个认知像一盆冷水,浇灭了我心里最后一点儿侥幸的火苗。
……
次日下午,在去北栅上班前,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和倾诉欲驱使着我,找到了一个公用电话亭。
我犹豫了很久,手指在冰冷的按键上徘徊,终于拨通了那个熟悉的、通往老家小卖店的号码。
经过漫长的等待和嘈杂的电流声,电话那头终于传来了刘叔粗哑的嗓音:“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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