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第一页列着紧急审查的四个阶段，后面附有证据目录。
Anna的公证证词排在第一项。
原始工作底稿照片排在第二项。
现有正式用药记录和争议签名排在第三项。
术中凝血数据，麻醉医生旧陈述，刑事控告受理回执依次列在后面。
“医院能不能先接触Anna？”
“不能绕过她的独立律师，证人保护申请已经备案，任何直接接触都会留下记录。”
“MarCUS如果通过同事联系呢？”
“同样保存，必要时补充提交，这种做法只会增加干预证人的嫌疑。”
陈志远翻动文件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还有一点，伦理委员会可能要求你接受远程询问。”
“时间定了通知我。”
“你是投诉关联人，也是原始病例研究参与者，他们会问你为什么三年后重新提出异议。”
“证据三年后才闭合。”
“还会问你和MarCUS有没有私人冲突。”
“有。”
电话那边安静了一秒。
“你回答得倒痛快。”
“私人冲突不改变记录真假。”
“律师建议你把理念分歧和证据事实分开讲，别给对方机会把案件包装成人事报复。”
“他会这么做。”
“你知道就行，面对委员会，少评价人，只交代时间，行为和文件。”
“这项业务我比王涛熟。”
“王涛又没参加过国际伦理听证。”
“他擅长把五页病历写成十五页，语言扩展能力够用。”
陈志远笑了两声。
“还有心情拿他开玩笑，看来昨晚抢救顺利。”
“人活着。”
“行，我不占你休息时间，明天正式程序通知会发到邮箱，七天答辩期从MarCUS签收那天开始算。”
“盯住签收时间。”
“律师团队会盯，你先睡，别委员会还没出结果，你在急诊把自己送进留观。”
电话结束，休息室的门被推开一条缝。
王涛探进脑袋。
“聊完了？”
“你在门口待多久了？”
“刚到，只听见有人夸我病历写得长。”
“那不算夸。”
“十五页记录病情变化，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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