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将中原各地残存的“旧营田务”给废除，这是属于官府直接管理的机构，几十年下来，官府早已不作为，田务烂到根子里了，既束缚了大量百姓，挫抑其生产积极性，产出还不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刘承祐下诏将那部分土地、房屋、耕具尽数赏赐于百姓。这个时代，不缺地，唯缺人，刘承祐只欲使人居其屋，耕其田。同样的，朝廷在中原、河北搞的那部分屯田，还得继续搞下去。在短期内，那将是朝廷占比很大的一部分税收来源。
同时，刘承祐当廷下诏，天下各道州县官吏，除正税之外，不得加收杂税。
这几道政策，不管最后执行得如何，劝农的积极效果总归是有的。而如前，对朝廷的诏令，地方上倘有阳奉阴违的，异日秋后算账，这便是依据。
其二，督促各道州剿匪。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匪患不绝，对地方的生产与秩序的稳定，威胁太大了。对此，朝臣是积极赞成。并照刘承祐之意，在乾祐元年之内，将各地治安情况，作为官员迁谪第二重的考核指标。第一指标，自然是农事。
其三，以大汉新构，人才不足，刘承祐决议重开科考，选材举能，为朝廷补充新鲜血液。自唐末战乱以来，贡举便一直是磕磕绊绊的，几度废止。初步定下，常举于明岁重启，给天下的读书人一些准备时间。然虑刘承祐求才甚急，议于今岁秋七月，于东京举行一次制举。
其四，以旧刑律法用多时，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俭阅者或有疑误。加以边远之地，贪猾之徒，缘此为奸，浸以成弊。方属盛明之运，宜伸画一之规，所冀民不陷刑，吏知所守。着中书门下，删定重编，以求简要易懂，以中书舍人范质领衔刑司文吏数十人集编。
其五，以宰臣、宏文馆大学士苏禹珪监修国史，三馆并翰林文臣学士悉加恩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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