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体现。事实上，从开宝中期起，东南包括原割据势力权贵出身的诸上层阶级，都在仕途打破朝廷政治上的限制与封锁，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毕竟东南的重要性朝廷有不是不清楚，态度也处于缓慢放宽的态度。
这些年，做到帝国上层封疆的人也不在少数，比如张洎、潘佑，当然这两者结局都不那么好罢了。其他人如徐铉者，虽然经历坎坷，但这是南北都认同的士林领袖、一代文豪，临死前还是内阁大学士，能够参赞国事，为东南发声。
再比如时任河东布政使的郑起，四十来年前的金陵令，竟然一步步做到大汉帝国的龙兴之地长官去了，当然，郑起也早已年逾古稀，已经几次上表致仕了。
而比起这些具备代表性的人物，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出现在大汉政坛上的东南籍官僚是越来也多了，每届科举，录取南方士子比例也已上升到正常比例，这都是朝廷对东南道州政治态度上转变的体现。
只不过，对于东南官民而言，似乎仍然不够，毕竟，牢牢掌握朝廷大权的，依旧是以北方籍为主的权贵，并且，这些年有无数的北方权贵，南下抢食。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雍熙皇帝第一次驾幸东南，作为第一站的江宁官民，如何能不积极迎候，展现东南之繁盛风物，让皇帝宾至如归呢？
即便抛开政治因素，刘旸与金陵之间，终究有那么一层微弱的渊源在，同时，仅从雍熙时代的国计民生来说，东南士民对朝廷的忠诚度与认同感是在不断上升的，就因为在雍熙朝，大伙的日子能过得稍微轻松一些，生活上至少比起开宝时代是有明显进步的
而以江南道为核心的整个东南地区的发展，也堪称整个雍熙时代社会大生产、经济大繁荣最耀眼的一个结晶与成果。对于江南，刘旸实则始终忧心关切的，这从吏治整顿的深度，以及鼓励农商的力度，都能看出来。
过去十多年，刘旸虽然没有亲临，但朝廷的特使，皇帝的密使，可一点没少来，包括让临淄王刘文济长驻江南，也是作此类考虑。此番南巡，一如当年巡幸西南，除了巡察东南政治、经济、民生状况之外，安政抚民也是主要目的之一。
因此，即便对将江南道司搞出的迎驾声势心存异议，刘旸也没有发作，但仍旧对王玄真发出警告，江宁这边也就罢了，若是到了其他城市，再搞出数以十万计士民，几十里相迎的戏码，那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
刘旸的表现，或许显得有些不近人情。然而，这是最能的减轻扰民程度的办法，他相信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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