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皇帝刘文济而言，安东国早已成为一块心病了，在他还是皇子皇孙之时，就对安东没有好印象，他曾多次见太宗皇帝为安东国那边的状况而烦忧愁苦。
等他继位，在常人视野难及的地方，安东国也给他添了不知多少麻烦，安东王刘文渊对太宗嫡传之挑战几乎是克制不住的，而十年间伴随着刘文济的各种非议、流言，只怕有一半都出自安东之手。
对于这种情况，刘文济很少有正回应，但不发作，不代表他心里不清楚，不只洞若观火，而且长记心中，一直等着一个机会。
准确地讲，刘文济等待的应该是一个合适的时机，经过十年的经营，他的帝位巩固了，皇权树立，军政大权基本掌握在手中，帝国发展以及内部矛盾都恢复到一种良好的状态.
另一方面则是，建隆六年的安东王刘文渊，已经快五十八岁了。若是壮年的刘文渊，以其野望与脾性，一旦被逼急了，那是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但这个年纪的刘文渊，即便想折腾，也得顾忌安东国以及他的王子王孙。
而皇帝刘文济比刘文渊整整年轻十岁，说白了就是欺其年老，等的也就是这十年的时间。若再过些年头，刘文济的年纪也更大了，届时就是有心，怕也无力了。
因此，有些事情，只有在特定的窗口才能办，一旦错过了，或许就是永远。事实上，从“夏竦—王钦若—皇帝”这条线，就能看出些问题了。
否则人口买卖的弊病，在帝国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地方自发性的打击也持续多年了，为何偏偏在夏竦这小小按察一次行动、一次奏章之后，掀起如此巨澜？
关键在于，建隆时代的安东国，即便有各种矛盾与问题，但其千年未有之盛况，已经对帝国形成了事实上的威胁。在所有的封国中，安东大不一样！
世祖皇帝当年不惜血本地向安东援助，支持其开拓，意欲巩固帝国东北边防。而半个多世纪后，帝国生生孵化出了一个海东盛国，东北边陲的蛮夷们基本臣服，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大的威胁。
站在中枢的角度，安东国必需要削弱了，即便冲着其常年保持的8万军队，就得有点动作。你安东可不比安西三国，还面临着严重的外部威胁、宗教战争，在东北那旮旯，需要如此众多的常备军队吗？意欲何为？
于是，建隆六年的这场风波也就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这也是自安东建国三十余年来，与朝廷之间矛盾积累一次大爆发。
夏竦的奏章，并不是什么秘密的事情，甚至于在上达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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