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免不了蜚短流长，指责刘文济只顾着揽权整顿，对付宗亲骨肉，而放纵外侮.
在这方面，刘文济也是真难，当年他要是力主出兵救援漠北契丹，且不提军事成败可能给刘文济带来的政治风险，一旦出手，必然又是另外一种说法了。
流言蜚语，虽然并不能伤人，但的确是能诛心的，而安东王刘文渊是一贯喜欢玩这种小把戏的。这一点，是刘文济深埋心中对刘文济与安东的愤怒，引发建隆六年“宗藩之争”的重要原因。
因此，经过与政事堂文武相公们的商议，针对乃蛮金国，刘文济做出了三方面的措施。其一，加大对饶乐国的支援，粮食、武器与兵力（从南附契丹部众中简拔勇士，发给武器，以雇佣兵的方式支援饶乐）；
其二，诏传帝国北疆边防诸军，加强警戒、巡逻等控制措施，再有金兵犯境，边防驻军将领可适时发起反击，坚决消灭一切来犯之敌寇；
其三，也是对金国打击最深重的一点，下诏北部诸边，尤其是与金国交界要道、关卡，封锁一切通往漠北的贸易通道，禁止一粮一茶、一盐一铁流入金国辖地，经济制裁手段直接使上了。
没错，就是在金国与饶乐国激烈对抗的那几年中，汉帝国这边与漠北的经济联系也没有中止，还是有许多商人通过明面的、秘密的交易路线，将金国急需的物资转卖过去，甚至包括一些武器装备，那段时间，也是北境走私犯最猖獗的时候，赚钱正当时.
随着朝廷三项大令的下达，虽然没有大动兵，但整个帝国北疆的气氛也随之紧张起来了。饶乐王刘昕那边，总算松了口气，对朝廷怨言缓解了几分。
而由于经济制裁的缘故，也导致北境走私犯罪活动更加高涨，即便朝廷下达了犯行即杀的酷令，依旧免不了一些商贾以身犯法，尤其是生存在塞北漠南的一些归附部落.
同时，经济制裁这一招，对金国来说也的确是好使的，南北的贸易线，一定程度上也是漠北的生命线，当汉帝国的禁令下达之后，很多问题迅速暴露了。而仅靠那些走私活动，显然无法弥补金国对大汉各种物资的需求。
可以想见的，汉帝国的举措，彻底激怒了刘金，也加剧了汉金之间的敌视与冲突。从建隆九年秋开始，汉帝国北疆，西起榆林，东至燕北，处处示警，狼烟滚滚，金兵频繁南掠。
这一回，比起过去几年一些掩耳盗铃的所谓“部族行为”，可要直接得多。虽然规模仍不算大，但都是金国成建制的骑兵，汹汹南来，遇强则避，遇弱则打，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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