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0年香港电影工业，最熟悉的白噪音。
这一年香港拍了140部电影，其中103部是武侠、恐怖、喜剧。
37部里，还有30部是风月片。
只有三部，只有他们的南洋三部曲，在拍一段没人想听的历史。
张国荣轻轻推开谭咏麟，递给他一瓶水。
然后转向周慧芳，声音平静得可怕：
“音乐部分也不能砍。顾老师设计的三十五人大编制交响乐团，要融合甘美兰、古筝、南洋打击乐，这不是单纯为了排场的热闹，这是历史的声音。你砍掉甘美兰，就等于砍掉了南洋的灵魂；你砍掉古筝，就等于砍掉了华人漂泊的乡愁。周总监，我们不是在拍电影，我们是在打捞沉船。沉船里的每一样东西，都不能少。”
周慧芳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
只是低头合上了黄色文件夹。
赵鑫就在这时推门进来，手里拎着深水埗陈伯糖水铺的保温桶。
他看起来一夜没睡，但眼睛很亮，像淬过火的刀。
“资金缺口，我来解决。”
他把保温桶放在桌上，打开盖子，芝麻糊的香气，混着药材味弥漫开来。
所有人都看向他。
“但有个条件。”
赵鑫一边分碗一边说，“这部电影的亚洲首映，不在香港，在新加坡。”
许鞍华皱眉：“为什么？香港才是我们的根基。”
“因为新加坡比香港，更需要这个故事。”
赵鑫把第一碗芝麻糊，推到许鞍华面前。
“1965年新加坡被踢出马来西亚联邦，李光耀在电视上哭了。一个连喝水都要靠邻国的岛国，被迫独立。那些选择留下的华人，用一代人的时间，在废墟上建起了今天的新加坡。”
他环视每一个人，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钉进空气里。
“他们需要知道，自己从何而来。需要知道，为什么他们的父辈，当年选择留下来建设，而不是像蔡国维那样回国打仗。《故土之心》要回答的，就是这个‘为什么’。所以首映要在新加坡，要让建国那一代人，在电影院里，看见自己的故事被郑重地、完整地、不带偏见地讲述。”
黄沾怔住了，他缓缓坐回椅子上，抓了抓乱糟糟的头发。
“所以，我们拍的不是悲情史，是选择史。有人选择牺牲，有人选择建设。两种选择，都是对同一个问题的回答：华人如何有尊严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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