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一件事。
“内地那边有消息，说电影局要开会，研究一些问题。有人问您有没有兴趣旁听。您要是想去，可以安排。”
赵鑫摇摇头。
“不去。”
周慧芳愣了一下。
“那边说，这个会挺重要的。”
赵鑫看着窗外那棵凤凰木，没回头。
“重要的不是会。”
周慧芳点点头，出去了。
赵鑫站在窗边，一直站到天黑。
他想，那个会上，大概不会有人问这样的问题。
那些不看电影的观众，他们为什么不看？
是因为电影不够好吗？
还是因为他们太累了？
他们下班回家，吃完饭，洗完碗。
坐在椅子上，想找一个东西，让他们暂时忘记白天受的那些气，那些委屈，那些说不出来的苦。
结果打开电视，看见的是一个人，站起来往前走，看不见他背后坐了一夜。
他们关掉电视。
第二天继续上班，继续受气，继续委屈，继续说不出来。
没有人问他们。
他们的苦，和那些阿婆唱进歌里的苦，是一样的。
只是没人录下来。
1982年11月，北京的那个会开完后。
有朋友来信，把会上讨论的内容告诉他。
信的最后写道：
“有个年轻编剧在会上问了一句话，问完就冷了场。他说，咱们天天研究观众想看什么，研究来研究去，研究出那么多道理。可咱们有没有想过，观众不来看电影，可能是因为他们太苦了？咱们的电影，从来不让苦出来。咱们的电影里，苦都是过渡的，最后都会过去，都会变成甜。可观众知道，他们生活里的苦，过不去。所以咱们的电影，他们不信。”
赵鑫看完这段话，把信折好。
他想起永春那个阿婆唱的歌。
那歌里的苦，过不去。
它就在那儿。
它没有变成甜，没有变成希望，没有变成“往前走”的姿态。
它就是苦。
但它唱出来的时候，有人听懂了。
那个人蹲下来，握住她的手。
那一刻，苦没有被解决，没有被过滤，没有被变成一块整整齐齐的碑。
但它被看见了。
1982年12月，赵鑫收到一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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