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在桌上。
是一份报纸的复印件。
《联合早报》文化版，头条标题：“《家庙》台北首映，新加坡观众跨海观影”。
报道里说，有三百多个新加坡人，专程飞去台北看《家庙》。
他们包了四架飞机，在真善美戏院门口，排了三个小时队。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个五十多岁的华人。
他说：“我阿公是福建永春人，他走的时候我才六岁。我不记得他的脸，只记得他每天早上起来会站在门口朝北边看，看了很久。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看完电影我才知道我阿公看的是什么。”
李光耀把报纸推到赵鑫面前。
“赵先生，这个人在看什么？”
赵鑫看着那行字，沉默了一会儿，“看他的来处。”
李光耀点点头。
随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背对着赵鑫，他说了一句话。
“我弟弟一九五零年死的时候，我在英国。电报到了三天我才知道。这三天里，我不知道他在缅甸的什么地方，不知道他死的时候疼不疼，不知道他有没有留话给我。”
他转过身。
“赵先生，这就是我为什么支持你拍电影的原因。你拍的不是电影，是那些来不及说的话。”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台北左营眷村，周大山蹲在水泥庙门口，手里拿着一个本子。
本子是阿明昨天送来的，封面上写着三个字：家谱簿。
他翻开第一页，上面是阿明工工整整的笔迹：
“曾祖母，山东即墨人，生于一八九五年，卒于一九七五年。丈夫早逝，独子周大山一九四九年赴台，从此未归。她在老家等了二十六年，等到闭眼那天。”
下面空着一行，写着：她的名字：
周大山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他想了整整一夜。
他娘叫什么？
他小时候叫她娘，长大了叫娘，老了还是叫娘。
却从没想过，她除了“娘”之外，还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名字。
但他不知道。
他站起来，走进庙里。
从神龛底下抽出那个铁盒，打开。
里面有一封信，一张船票，一张照片，还有一张电影票根的复印件。
他把照片拿起来，对着光看。
照片上的女人，六十二岁，头发全白，站在老家的院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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