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信心理问题能让两条腿都动不了。”
陆晨没有继续争辩。
“我会请心理科主任来会诊。”
凌晨三点半，心理科主任沈青禾赶到红区。
她四十多岁，说话语速不快，先完整查看检查结果，又单独与周子安交谈了二十分钟。
会诊结束后，她将陆晨叫到办公室。
“典型转换性障碍，伴中度抑郁和明显考试焦虑。”
“自伤风险呢？”
“目前没有具体计划，但他承认想过从楼顶跳下去。”
陆晨眼神微沉。
“家属不知道？”
“他不敢说。”
沈青禾合上评估表。
“最麻烦的不是孩子，是父亲。”
“直接说明诊断，他会强迫孩子立刻走两步证明没有病。”
“那样只会强化症状。”
沈青禾点头。
“功能性瘫痪需要一个患者能够接受的恢复契机。”
“让他相信控制能力正在回来。”
“治疗性暗示？”
“可以配合分级康复，但必须把家属隔离在专业细节之外。”
陆晨看向评估记录。
周子安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腿可能没有器质性损伤。
他只是无法在父母面前突然站起来。
一旦恢复得过于轻易，父亲便会认定他在装病。
到那时，等待他的不会是理解，只会是更激烈的指责。
沈青禾也想到了这一点。
“他需要的不只是一种治疗，还需要一个台阶。”
陆晨沉思片刻。
“如果告诉家属存在极轻微的功能性传导异常，再用静脉治疗建立恢复预期呢？”
“你准备给什么？”
“安全剂量的生理盐水。”
沈青禾看了他几秒。
“安慰剂暗示存在伦理争议。”
“所以需要心理科出具完整治疗方案，按治疗性暗示记录，不伪造任何病历与检查结果。”
“对孩子呢？”
“治疗后单独告知真相。”
沈青禾缓缓点头。
“让他知道自己不是被骗，而是借助暗示重新找回控制。”
两人又讨论了近半小时，将运动诱导、注意力转移与后续心理治疗全部写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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