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身份映射表没有立刻被打开。
独立审计人员先封存下载任务编号、旧索引地址、对象存储快照和当时的权限配置。文件名可以伪造，成功返回也不等于下载者看过内容。只有把任务日志里的哈希与存储端文件逐字节比对，才能确认被取走的究竟是什么。
上午十点二十七分，比对完成。
那是一份平台迁移青年项目资料时生成的临时映射表，包含项目编号、作者内部编号、联系记录编号和授权状态。姓名与手机号不在表内，却能通过仍未彻底停用的旧接口，继续跳转到联系人索引。
更麻烦的是，其中有一位作者明确拒绝商业化，状态本该是“封存”。旧表里却仍标着“可联系”。
审计员没有让任何人直接点开联系人索引。他复制相同版本的权限配置，在隔离环境里重建调用过程。第一次用当前权限访问，页面返回权限不足；第二次输入日志里的旧地址和任务令牌，接口返回一个联系记录编号；第三次令牌过期，访问重新失败。
也就是说，那扇门不是一直开着。
它只在旧系统迁移后的一个短窗口里，允许拿着旧钥匙的人绕过新门禁。平台此前将索引标为停用，却只撤掉前台入口，没有同步清理对象存储的任务令牌和自动化接口。
平台技术负责人脸色难看：“旧系统供应商两年前就结束维护，迁移验收只检查了页面端。”
“验收清单谁签的？”赵律师问。
“信息部门、供应商和当时的项目运营。”
“把清单和变更记录一起封存。先别找人背结论。”
名单上有一名已经离职的运营，也有一名仍在青年计划任职的主管。仅凭签字不能说明谁故意保留入口，甚至不能说明经办人知道后台令牌未失效。责任需要沿着需求、开发、测试、验收和停用通知逐层核对。
这让调查变慢，却避免了把技术疏漏迅速剪成一场内部阴谋。
平台信息安全负责人当场更正：“这不证明对方取得了姓名。日志只证明文件完成下载，旧接口是否被继续调用，还要查。”
沈砚点头：“那就只写到这里。”
有人建议先通知全部六名作者，江知微却把名单拆开。确认受影响的人先收到一对一说明，其余作者只被告知正在核验旧系统，不制造“全库泄露”的恐慌。通知里写清已知事实、未知范围、已采取措施和专门联系人，也写明作者无需为了配合调查公开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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