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两天空档。外面说公司化是把摊子做大，真正开始的那几周，我们先失去了一些只在我一句话下才方便的东西。
最早离开的不是司机，是一名跟了白鹭八年的采购员。
他叫卢宽，识得城里大半酒水和干货老板，常能在半夜先拿货、月底再补票。平台要求每个供应商做受益关系、价格和质量登记，他填了两周，说自己不是来做文员的。严陆想把他留下，提出给一名助理替他填。
黎真不同意由助理替他声明关系。卢宽可以不亲手录每一张发票，却必须确认自己介绍的供应商、是否收过礼物、谁定价。签名不能外包给一名更会打字的人。
“我这些年替你省的钱，没有表。”卢宽对我说。
“那就从能证明的开始写。”
“证明不了的都不算？”
“不能拿来付公司钱。”
他问我是否怀疑他拿回扣。我没有证据，不能说有；也不能因为认识八年便免披露。卢宽最后选择留在白鹭原采购岗，不转平台。他仍能为白鹭买货，按白鹭规则逐步补，不再代表三家酒店谈统一价。
三个月后，他因一批进口酒与平台中标价差争执，主动辞职。离开时账核清，没有发现大额侵占，只有几次供应商礼物未登记和两张价格说明不足。他不是被抓走的内鬼，也没有转身回来报复，只去一家餐厅做采购。
我少了一个凌晨能打电话的人。新采购团队第一次遇到临时宴会，贵了七千余元才补齐。严陆把七千列转型成本，赵坤说若卢宽在不会这么贵。
“他在，也许会便宜。”我说，“可我们不知道便宜从哪来，也不知道哪一天由谁补。”
后来卢宽的新餐厅参加平台普通采购，一项蔬菜报价最好。有人建议避嫌，不给；也有人说应照顾旧人。我要求遮名评完再核资质。餐厅拿到三个月小单，交付两次不稳后只续一个月，不因旧情保，也不因离开罚。
公司化真正切断的，从来不只是一张空白授权。它会让一名有本事、也习惯在模糊里做事的人觉得自己不再被需要；公司则必须承认，规则上线的前几个月确实可能更贵、更慢。若所有代价都写成坏人离开后的轻松，新制度便像宣传画。
卢宽走后，我把他的私人号码从平台紧急供应链移除。白鹭若仍有未结事项，通过正式联系人找；我没有保留一只“必要时再求人”的暗门。删号码的那一刻，我并不爽。很多所谓权力，真正放下时只是手机里少一个永远会接的人。
三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