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秋问：“平台是不是我的老板？”
“青川酒店是劳动关系方。”律师回答，“平台按服务协议协助排班，不是你全部劳动权利的雇主。”
“那平台能不能把我发给另一个酒店？”
“需要青川酒店和你在劳动安排范围内同意。临时支援还应有班次、计酬和交通。”
“没有这些以前呢？”
“不能只为以后也许需要，传超出必要的资料。”
阮秋点了点头。她没有用隐私、算法或合规这样的词，只把四家公司各自说的理由放在一起。每家公司都说自己只拿一点，四点合起来，几乎又是一张完整的她。
会议主持准备进入整改方案，阮秋说还有一个问题。
“我不愿意以后跨项目支援，会不会少青川酒店的班？”
严凤回答不会作为处罚，但跨项目机会与相应补贴会减少。
“我的正常班呢？”
“不受影响。”
“写在哪里？”
现有支援协议只写员工可按经营需要被合理安排，没有明确拒绝额外跨项目支援的后果。青川酒店劳动合同又写工作地点包括本项目及双方同意的临时地点。“双方同意”存在，却没有流程。
红姨要求先补这个，再恢复联合协同。
严陆说议程可以分开。数据共享先按最小范围重开，支援同意下周完成；否则周末两场婚宴和南线培训客缺四十多个班。
“缺班是四家公司的问题。”红姨说，“不是让阮秋先交一张完整表的理由。”
严陆看向我。他不是叫我压红姨，而是等董事长判断经营风险。
四十多个班不是虚数。青川酒店有会务，岚桥有婚宴，车站酒店一名领班正在交接；若四家公司不能互相调，需临时雇二十多人。临时工培训不足，成本更高，也可能让正式员工加班。
我问能否建立开放班池，只发岗位、时间、地点、报酬与资格，不先发人名。员工自愿报名后，劳动关系方确认工时，接收项目只得到该次必要资料。
软件公司说三天可做简单页面，周末来不及。
“纸和电话能不能做？”我问。
严凤说可以。各项目把空班发平台，平台给符合资格的员工发送短信或在公告板发布；员工主动报名，原项目核是否超时。不会像算法一样快，四十多个班也未必填满。
“先用。”我说。
严陆反对：“为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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