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年深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的简陋校舍里，消息终于辗转传来：父亲陈三立在北平沦陷后绝食殉国。彼时陈寅恪正因战乱颠沛，右眼视力急剧恶化，闻此噩耗，如遭雷殛，独坐于临时租住的小屋中，整日未发一语。
油灯昏黄，映着他清癯而悲怆的面容。桌上摊开着父亲近年寄来的诗笺，墨迹犹新，那些沉郁苍劲的诗句，此刻读来字字锥心。“五十七年流血泪，春秋大义记分明。西山精舍遗编在，莫作寻常文字评。”这绝笔诗的副本，由兄长陈衡恪冒险托人带出北平，此刻就在手中。
泪水模糊了镜片。他摘下眼镜，以手覆面，肩头微微颤抖。不是嚎啕，而是一种从灵魂深处渗出的、无声的悲恸。父亲，那位自幼以诗书课子的老人，最终以最决绝的方式，为他毕生信奉的‘春秋大义’，画上了悲壮的句号。这结局悲壮惨烈，却又似乎宿命般注定。从祖父陈宝箴戊戌遭黜、郁郁而终，到父亲历经鼎革、坚守遗民身份，直至今日在日寇铁蹄下绝粒殉国，陈氏三代人的命运，竟如此紧密地与这个国家的苦难与气节缠绕在一起。
夜深人静，隔壁传来同事压抑的咳嗽声和远处隐约的警报声。陈寅恪重新戴上眼镜，展开信纸，提笔给兄长陈衡恪回信。笔锋凝重，仿佛每一划都承载着千钧悲恸：
“……接奉手书，惊悉父亲大人殉国噩耗，五内崩摧，痛不欲生。父亲一生，清节自守，诗史双绝。晚年目击时艰，忧愤填膺，终以绝粒明志，成仁取义，其节烈直追文山、叠山，足以光昭日月，激励来兹。儿等不能随侍在侧，送终尽孝，罪孽深重，百身莫赎……父亲‘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教诲，‘各尽所能，报效国家’之遗训，儿当铭刻肺腑，虽颠沛流离，病目支离，亦不敢稍忘。唯有恪守学术岗位，以研究中所得之民族历史文化真谛，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并期于未来国家复兴、文化重建之际，略尽绵薄……”
写罢，他长吁一口气，胸中块垒似稍得舒解。是的，父亲选择了以身殉道，以死明志；而自己选择的，是以学术存续文化，以思想照亮未来。道路不同，其心一也。在这民族存亡绝续之秋，每一种不屈的坚守，每一次真诚的求索，都是对侵略者文化灭绝企图的抵抗，都是文明命脉得以延续的证明。
他将父亲的诗稿仔细收好，与随身携带的几部核心典籍、笔记放在一起。这些，便是他全部的精神行囊，是无论漂泊到哪里都必须守护的“文化火种”。
二
民国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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