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同年深秋,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大前身)的简陋校舍里,消息终于辗转传来:父亲陈三立在北平沦陷后绝食殉国。彼时陈寅恪正因战乱颠沛,右眼视力急剧恶化,闻此噩耗,如遭雷殛,独坐于临时租住的小屋中,整日未发一语。
油灯昏黄,映着他清癯而悲怆的面容。桌上摊开着父亲近年寄来的诗笺,墨迹犹新,那些沉郁苍劲的诗句,此刻读来字字锥心。“五十七年流血泪,春秋大义记分明。西山精舍遗编在,莫作寻常文字评。”这绝笔诗的副本,由兄长陈衡恪冒险托人带出北平,此刻就在手中。
泪水模糊了镜片。他摘下眼镜,以手覆面,肩头微微颤抖。不是嚎啕,而是一种从灵魂深处渗出的、无声的悲恸。父亲,那位自幼以诗书课子的老人,最终以最决绝的方式,为他毕生信奉的‘春秋大义’,画上了悲壮的句号。这结局悲壮惨烈,却又似乎宿命般注定。从祖父陈宝箴戊戌遭黜、郁郁而终,到父亲历经鼎革、坚守遗民身份,直至今日在日寇铁蹄下绝粒殉国,陈氏三代人的命运,竟如此紧密地与这个国家的苦难与气节缠绕在一起。
夜深人静,隔壁传来同事压抑的咳嗽声和远处隐约的警报声。陈寅恪重新戴上眼镜,展开信纸,提笔给兄长陈衡恪回信。笔锋凝重,仿佛每一划都承载着千钧悲恸:
“……接奉手书,惊悉父亲大人殉国噩耗,五内崩摧,痛不欲生。父亲一生,清节自守,诗史双绝。晚年目击时艰,忧愤填膺,终以绝粒明志,成仁取义,其节烈直追文山、叠山,足以光昭日月,激励来兹。儿等不能随侍在侧,送终尽孝,罪孽深重,百身莫赎……父亲‘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之教诲,‘各尽所能,报效国家’之遗训,儿当铭刻肺腑,虽颠沛流离,病目支离,亦不敢稍忘。唯有恪守学术岗位,以研究中所得之民族历史文化真谛,告慰父亲在天之灵,并期于未来国家复兴、文化重建之际,略尽绵薄……”
写罢,他长吁一口气,胸中块垒似稍得舒解。是的,父亲选择了以身殉道,以死明志;而自己选择的,是以学术存续文化,以思想照亮未来。道路不同,其心一也。在这民族存亡绝续之秋,每一种不屈的坚守,每一次真诚的求索,都是对侵略者文化灭绝企图的抵抗,都是文明命脉得以延续的证明。
他将父亲的诗稿仔细收好,与随身携带的几部核心典籍、笔记放在一起。这些,便是他全部的精神行囊,是无论漂泊到哪里都必须守护的“文化火种”。
二
民国二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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