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秋的四个班补回去以后,那张旧排序没有消失。
它不再从中央系统生成,也不能在经理页面打开。可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二〇一一年一月十八日之间,四家公司一共导出过十六份排班建议。七份是电子表,九份打印过。中央日志能告诉我们谁按过“导出”,不能告诉一张纸后来塞进哪只抽屉,也不能让一封邮件从收件人的电脑里自己回来。
三月四日,车站酒店招聘两名客房领班。
它原有一名领班回乡,另一名转餐饮,六名内部员工报名。阮秋没有报名。她在青川酒店,只支援过车站酒店三次。候选人里却有一名叫周莲的清洁员,二十八岁,做了四年,培训成绩最高,主管评价也好。
最后入选的两人没有她。
人事面谈记录写:“近期家庭安排较多,稳定性待观察。”周莲过去三个月只请过三天病假,原因是自己发烧;另有两次与同事提前换班,换班都获批准,没有缺岗。她问主管什么叫家庭安排,主管说人事综合判断,不方便公开其他资料。
周莲找到红姨,不是因为知道阮秋的事,而是她在一只待碎纸箱里看见自己的名字。
那是一张二〇一〇年十二月导出的颜色表。车站酒店人事当时打印两份,一份交运营会议,一份夹在节后排班草稿。中央宣布封存后,人事把草稿放进待销毁箱,没有逐页登记。周莲下班经过办公室,帮文员搬箱,最上面一页正好朝上。她的名字后面是黄色,备注“病假、换班、外住”。
三天病假没有让她失去当月工资。三个月后,它从一张本应销毁的纸里又站起来,替一场没有记录的“综合判断”说了话。
红姨先把纸交给黎真,没有带周莲去找主管对质。若主管当场说从未看过,我们又会陷入记忆。黎真按文件编号找原导出,确认这张属于十六份之一;车站酒店的销毁记录写“旧排班草稿一箱”,没有逐份见证,也没有保留证据样本。
“为什么既说封存,又让他们销毁?”我问。
严凤把一月整改令翻出来。中央服务器的模型、日志与一份证据副本封存;各项目持有的工作副本,在确认不再使用后销毁。这样做本来是为了减少个人数据继续散落。问题是销毁只按箱,不核每份;在真正销毁以前,纸仍能被看。
“现在不能把所有箱都烧了。”黎真说,“先列副本。”
四家公司当日暂停人员晋升、长期固定班和续约决定,不停工资、不停日常排班。每家公司由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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